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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契约精神

 

  徽商的成功无疑同其具有的儒商精神有着重要关联,契约意识也是徽商走上成功之路的重要法宝。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崇尚信义,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愿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徽商的“崇尚信义,诚信服人”的精神同徽商的契约精神相互契合、相互影响。

  在古徽州社会,最先居住在这里的是山越人,史书记载他们“断发纹身”,“刀耕火种”, “依山阻险,不纳王租”,“习水便舟”,而且“勇悍尚武”。当年孙权派武威中郎将贺齐“征讨山越”,打了十几年仗才勉强将金奇、毛甘部落收为吴国的臣民。自汉代以后中原士家大族为逃避兵荒马乱,于是陆续迁入徽州,中原文化同山越人的土著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同化,于是产生了具有新质文化的徽州人,也形成了徽州宗族社会以及“俗益向文雅”的徽州民风。

  据史料记载,明代“成弘以前,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稿事、敦愿让、崇节俭”,徽州的民风在程朱理学浸润下“儒风独茂”,该地区是 “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山谷民衣冠至百年不变”的“世外桃源”。这里“千年之家,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 ,“家乡故旧,自唐宋以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构祠宇,岁时姐豆”、“小民亦安土怀生”、“婚配论门第”、“主仆名份尤极严肃而分别之”。在徽州地区,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上下尊卑已经深人人心,徽州地区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典型乡民社会。

  随着商品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和发展,基于徽州特殊的山多田少人众的生存现实,加上明以来实学思想的侵染,以及徽州人富有开拓精神的移民性格之影响,自明中叶以后,徽州社会开始出现“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习俗。徽商崛起于宋代,兴盛于明清。徽州商帮把生意做到江浙和两淮,扩散至全国以至海外。频繁的商贸活动直接促成了徽州契约文书的最广泛使用,徽商的商业成功得力于徽州契约文书的使用,同时徽州契约文书的大量使用也得力于徽商频繁的商贸往来。

  虽然契约文书在民间的使用并非只有徽州一地,在明清时期全国各地都在使用契约文书,然而象徽州地域这样民间最普遍地使用契约文书,形成徽州社会契约普及的现象,象徽州这样至今保存下来如此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则别无他例徽州社会古来“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人们信奉孔孟朱子道德说教,徽州人视道德自律约束为行为处世的准则,人们“揖让风行,淳良朴厚”。徽州人一直把身份看得很重,认为上下尊卑是天经地义。

  在大量的社会交往中,特别是在大量的商贸经济活动中,徽州人逐渐意识到,许多时候仅仅靠道德的自律,或仅靠官府的法规,都无法使民间社会有序地运作。伴随着商贸经济活动的广泛开展,徽州人的视野开阔了,徽州人个体意识和利益需求意识也逐渐觉醒。在徽州的民间社会大量孕育着自由、平等、权利、协作、制约之类现代观念的民间契约,契约文书普遍存在于徽州人的社会实践之中。徽州人在买卖、典当、交易和商议各种民间活动中广泛使用契约文书。徽州人认为“恐口无凭,立字为据”。于是,大到大宗地产交易、商贸交易,小到借字、认契,契约文书成为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凭证。徽州契约文书在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中得到极大普及。这种现象对于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正如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徽州契约文书在明清徽州社会普遍使用,其数量之多、涉及之广、影响之大,形成徽州的信用社会,这种现象也标志着徽州社会从“勇捍尚武”的山越社会到“儒风独茂”的封闭保守宗族社会再到孕育契约精神的信用社会历史演进。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因此传统中国人也缺乏契约精神,如果有也主要表现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更多表现为人际交往之道。但是,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则比较生动和具体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孕育的契约精神由人格道德修养约束逐渐向经济社会延伸的过程。这种契约精神更多地是表达了历来崇文重教的徽州先民在人际交往、商贸活动中的个体意识、合作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其近乎于一种市场理性、商业理性的自觉。

  虽然由徽州契约文书形成的徽州“信用”社会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契约社会,”但是由徽州契约文书的普及所蕴含着的时代意义却非常值得人们特别关注。从契约理念、契约精神、契约社会等现代性视角切入,对大量徽州契约文书和徽州文化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就会发现,徽州契约文书不仅是徽州人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的历史贡献,而且对我们今天培育和弘扬契约精神,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有着非常现实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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